<<欧美七页>> 这几年，世界范围内的一系列新的变化让葛兆光隐约产生着一种感觉，我们好像又坐在了历史门槛上，看不清未来。只是这一次，他对于自己是否还能给出一种可能性的回答，不再那么有信心。这一方面和年纪有关，他72岁了，更重要的原因则来自一种深切的无力感。2013年，他辞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时，在请辞信中便写过：“我做不了傅斯年，我更不想像傅斯年那样再一头栽倒。”
他并非那种登高一呼的知识领袖，但他的历史思索始终都有着一重关照当下的自我要求。很多时候，他也渴望安安静静地做纯粹的学院学问，可兜兜转转，终究发现“没办法把专业研究和现实关怀分开，好像一直是中国学者的宿命”。
9月10日，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397场新闻发布会上，朝阳区副区长孟锐介绍，9月10日0时至15时，朝阳区新增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7名，均为中国传媒大学在校学生，已转入定点医院治疗。另有两例核酸初筛阳性，均为隔离管控人员。
在黄璜看来，优质的公共服务不仅是吸引“候鸟人”的法宝，更能带来本地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。他认为，旅居群体的消费能力普遍较强，会为当地带来大量的消费和收入，而良性循环的结果是当地公共服务获得整体提升。
本报记者 朱玟秀 【编辑:朱玟秀 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