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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我在节目导言里面说，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可以做到全知全能，360°没有死角地看全球历史，所以，我们历史学者要承认局限。第二，还要说明，我们是从中国的位置、角度来关注全球历史，这种“视角”可以和日本出发的视角、欧洲出发的视角、美国出发的视角、澳洲出发的视角互相补充。可能我们看到的历史，难免带有中国的理解和认识，比如我们说的“东”，是朝鲜和日本，是茫茫大海，更远是太平洋对岸的美洲，我们看到的“西”，是从中亚、西亚、两河流域到欧洲甚至美洲；可是，欧洲人看到的“东”，有近东、远东，他们看到的“西”，是隔了大西洋的美洲。那么，我们把这些不同视角出发的全球图景，合在一起，不就全面了吗？第三，我说的“从中国出发”，也考虑到中国人接受历史叙述的时候，往往对中国熟悉的事情有亲切感，也比较容易理解。所以，我们会从一些中国历史故事开始讲全球史。比如讲“白银时代”，白银的开采和交易，在十五世纪以后，这是涉及美洲、欧洲和亚洲的大事情，可是我们从明代后期用白银当做货币造成白银紧缺，以及最近中国考古新发现“江口沉银”，也就是明末农民军失败的时候，把大批银子沉在江底这个故事说起，这样就容易引起中国听众（读者）的亲切感，有助于他们理解。
其中，《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》作为音频节目，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来做，不光是要拟出详细的大纲，而且要自己撰写几乎每一季的导言和结语，还要对每一讲的稿子都重新修改、补充甚至重写。中国民众尤其是城市中产阶层，工作非常忙碌，所以，这种音频（播客）形式很适合他们在晨练、乘地铁、开车、做家务时，利用有限时间收听，因此非常受欢迎。很多听众在节目中留言和评论，表示这套节目“改变了他们对全球历史的认识”“打开了自己的世界眼光”“改变了自我中心的世界观”。这让我非常安慰。两年半里，据说有近十万听众，有几百万次收听。根据调查，听众不仅有很多大学生、研究生和白领知识分子，甚至还有很多不同领域的学者，包括经济学家、社会学家和法律学家。
从此一生，葛兆光便再未与书分离过。从北大到扬州师范，从清华到复旦，从对禅宗、道教的研究，到纵跨数千年的思想史书写，再到推动“从周边看中国”研究、重建有关“中国”的历史论述，他以近乎苦行般的思想耕作和敏锐深刻的问题意识，搭建起了当代学术史极其重要的一块版图。只是曾经的那只樟木箱在多年辗转中不见了踪影。
本报记者 林淑娟 【编辑:林淑娟 】